自古以来太原府都是山西的首府。这太原府自李唐起家之时到北汉时的政治中枢曾有过相当重要的军事地位。太原坚城使得不少山西的地方豪强得以自保。宋代的时候为了防止新的军阀割据，太原城的城防被大幅度的削弱。不过到了明代的时候，为了基本的军事防务需要，这太原城还是不得不重修起来。并不是因为这里多么富饶，而是在并不算大的山西境内除了边关的大同府之外没有其他象样的地方能维持这样一座有足够交通地位的大城了。在新朝，山西的行政地理格局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太原府不在成为山西的政治中枢，山西的政治中枢则放在了更靠北也更靠近边关的大同府。负责山西军务的江峰在大同府建立省治所在。而范永斗等人也逐步把经营的重点从张家口转向了大同府。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千百年来，来自草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边患从来没有真正的消除过，即便是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也是如此。山西一带的民风兵源不如陕西一带的强悍优良，而在防务重视程度上则不如拥有京畿之地而且平原广布的华北。明代从当年的瓦刺大军入边到天启初年的草原入寇，北方打草谷的重点也都放在了山西方向上。而这大同府几乎是首当其冲的地方。不过，这在以往的朝代不可想象的很多东西在新朝则彻底的发生了变化。经过新朝三年冬季的远征，整个草原上的蒙古各部遭到了一次彻底的洗牌。不少水草之地都被清理一空，几乎是千里无人烟。从漠南到漠西再到漠北，大部分蒙古人都被内迁徙到江南去了。当然，这方圆几千里的广漠草原上还是有着一些漏网之鱼。按李峰的估计人口规模不会超过三万。草原上的人口大大降低的情况下，生存压力也没有过去那样大了，再加上新军主力部队当初带来的威慑。不要说是骚扰边疆，就是有零散的汉人只要带着公家的旗号甚至身上的衣服有新军的明显标志行走在这大漠之上也再也没有什么人敢惹。在过去，所谓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更多的情况下，仅仅一个对内统治加上草原秋防就牵制了中原王朝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这使得中原王朝的存在感还不如那些草原牧民。知“契丹”的西域人远比知“中原”的要多。新朝恐怖军力带来的威慑之下，荒废了很久的“丝绸之路”似有重新开启的迹象，而且整个草原非但不再成为边境各省的威胁和负担，还成为了边疆各省重要的资源来源地。从大漠东部再到阴山与坝上，连绵两三千里的“富绕草原带”都成了新军官方的“军马场“，饲养的各类马匹多达四十余万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直隶山东等不少地方内地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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